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决定”的核心内容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这个目标应该是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我国政府制定农村发展政策的总的指导思想。对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目标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事关农村发展政策的丰富内涵，其意义十分重要。
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内涵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2020年之前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主要举措，其内容在这里不再赘述。需要重点认识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认清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政策立足点十分重要。近年来，我们总能听到一种不小的声音，发声者主张保持中国农村的传统经济状态，不赞成中国实现城市化，甚至把农民工流动看作一种消极现象。与这种声音相呼应的政策设计思路是这样一种意见：由政府花钱建设一个“新农村”，农民们就留在农村，并在农村享受自己的生活。概括地说，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是在高度城市化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还是在保留规模庞大农村人口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对国际经验的研究以及对我国现实的分析都表明，后一条路走不通。中央“决定”指出：未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发挥好大中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这表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有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
确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确立了2020年之前要实现的农村改革发展的六项具体任务，其中包括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但没有指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最终目标。以城市化发展基本规律为依据，并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我们认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应该确立两项基本目标，一是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主要依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使农民收入水平基本接近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如果没有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靠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政策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二是城乡之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这个目标建立是社会公正的要求，尽管有难度，但实现它的条件已经越来越充分。实现这个目标同样要建立在高度城市化的基础上。农村不应再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农业应该只是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而不应再承载过多的公共职能。农村的公共事业应该由政府承担责任。
伴随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现象，我国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都存在很大问题。例如，在我们GDP总量中，属于劳动报酬并由劳动者最终支配的数量大约在9万亿左右（2007年），占比约36%；扣除税收，加上其他一些收入，形成的最终消费支出占到GDP总量的35%左右。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资本倾斜的畸形经济结构，已经成了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东西。所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一定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关系重大调整。
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基于劳动市场理论的分析
1．“工作日”概念的意义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研究离不开对劳动力转移或人口迁徙的分析，而我们国家的情形则主要是劳动力转移，而非农村家庭举家迁徙。在中国农民就业极为不充分的状态下，对农民的劳动时间分析要比简单的劳动力数量分析更有价值。
关于农民的就业状况，实时就业结构和劳动力数量上的就业结构是两个迥然不同的量。在实时就业结构中如果再加上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例如设定基准教育年限以后，折算出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若干倍数，则更有利于比较研究。仅仅考虑劳动力的数量结构，若按照学者们的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中的非农就业总量占总农业劳动力总量约48% 。如果考虑实时就业结构，农民的非农就业总时数占到农民的全部劳动时数应该在80%以上 。这个分析有重要的政策评价意义。我国真正的“时间农民”（而非“数量农民”）究竟有多少？我们在支持农业工作中，是不是一半城市人对一半农村人的单向支持？在关于“工作日”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回答很有理论意义和政策解释意义。
守住“工作日”的概念，使我们容易理解农民收入问题的本质。调查可以发现，农民内部收入的高低与农民的劳动时间成正比。在华北平原，如果一户农民种植10亩大田作物，一年两季，每年的劳动时间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大约不到2个月。他们的收入总量不多，但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和城市体力劳动的报酬差不多，甚至还要略高一些。劳动时间长的主要是养殖农户以及从事蔬菜、水果生产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农户。我们在中条山地区的调查发现，深山里的一些农民每户收入可达到2万元以上，主要原因便是山里的农民大量外迁以后，剩下的土地和果木资源多了，留下的农民更忙了。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和养殖户的收入高，也是因为他们每年的有效工作日比一般农户要长许多。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常说要农民通过“产业化”等办法增加收入，其实，农民脑子里有一只计算器，他们发现单位劳动时间里的收入很难增加。从理论上说，只要劳动力市场有一定的自由度，只要产品市场有某种竞争性，同样技术含量的工作，其每个劳动日的工资单价不会差很多。为什么养殖业和经济作物生产的总收入很高，而农民不会一窝蜂地去搞？为什么有的地方的农民会拆掉自己的温室？是因为农民自己在核算日工资单价的多少。只要养殖业和经济作物生产的平均日工资单价不高过进城市务工的工资单价，农民就可能去进城打工。在竞争的作用下，各行业农民其实也就赚了个辛苦钱。凡是总收入高的农民都比较忙。要让农民收入增长，就必须让农民忙起来。但也不能瞎忙，不能在“自然经济系统”里忙，而要在“货币交换系统”里忙，否则不会增加货币收入。农村妇女围绕家里的锅台转不算就业，农民在几亩地上不停地“精耕细作”也不是充分就业，只有使用马克思说的那种“社会必要劳动”，才是有效的劳动。
我们还有一种不大对头的观念，以为大量人口住在农村，特别是大量过剩劳动力储备在农村是一种政治稳定因素，并把“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作为支撑这种观念的基础。这种观念要变。GDP增长和就业增长是城市经济的现象，而传统农业本质上具有封闭性和停滞性；农业生产一旦卷入现代分工体系，就开始排挤劳动力。农民户均依靠七、八亩地不能获得可靠的社会保障。那是吃饭保障，不是社会保障。种七、八亩大田作物一年需要的有效工作日大约就三、四十天，农民若由此能获得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反倒是怪事。让农村成为过剩劳动力的储备场所，会使农民无法割断和自然经济的联系，使农村社会经济的金融深化遭遇阻力，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就难以实现。从社会政治安定的角度看，与自然经济密切联系的农民很容易和与依附型的社会关系相契合，要植入现代民主政治非常困难。这种农民群体还很容易受邪教和谣言的鼓惑，一旦闹腾起来，其内部不存在妥协谈判机制，预后非常不好。
上面的分析是想说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万不可立足于把农民束缚在农村，以为政府有天大的本领，能让他们在农村安享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