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赶超模式，东亚发展模式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它同样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东亚模式的局限性表现在工业化进程中造成严重的对外贸易摩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更暴露了裙带资本主义的体制弊端，特别是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其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局限性已经暴露无遗。
一、东亚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1． 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会造成严重的国际经济摩擦
出口导向战略长期实现重商主义政策，用国家的力量扩大出口贸易。基本做法是利用国内劳动力或资源价格的国际比较优势，结合国际市场需求，大力发展出口工业。为了提高出口竞争力，这些国家对汇率进行贬值。结果，国内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随着贸易顺差的积累，本币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因此，这些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在成功地执行这种政策10多年至20年之后，几乎都出现过外汇底存大量积累，贸易摩擦增加和本币升值压力增加等内外经济失衡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80年代以后的韩国与台湾，以及90年代的泰国与马来西亚，中国进入21世纪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因出口扩张导致的国际贸易摩擦几乎伴随着东亚工业化进程。80年代美欧与日本、亚洲四小的贸易摩擦是世界经济的热点问题。进入21世纪中国对美欧的贸易摩擦成为世界经济失衡的焦点问题。当汇率压力、贸易顺差、国内经济结构等矛盾积累到极限时，最佳且唯一的政策选择是汇率升值，逐渐将经济增长的动力由外需转向内需，矫正国内的经济结构，实现发展战略与政策的转型。
2．内需不足、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导致内外经济严重失衡
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主要是以扩大投资与出口来驱动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刻意压低国内消费。其结果必然导致国内需求长期不足，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失衡局面。以2007年为例，中国大陆的贸易依存度达到72.5%、韩国为72%、台湾132%、新加坡更高达386%，东盟作为一个整体贸易依存度达到148.9%。实际上，东亚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是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美国作为东亚巨大产能的最终消费市场共同造就了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统计数据表明，东亚一直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其贸易逆差多年以来占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50%以上。1993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为1384亿美元，其中来自日本、东盟6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就有1164亿美元，占当年美国贸易逆差的84%。2007年美国的贸易赤字高达8154亿美元，占其GDP将近6%。其中，中国大陆据首约2562亿美元，日本居次为828亿，如果加上台湾的120亿与韩国的130亿美元，整个东亚就占了美国贸易赤字的半数以上（美国统计）。而东亚国家或地区逐年积累的外汇底存更高达4万多亿美元，其中中国大陆拥有近两万亿，日本则有一万多亿美元。根据克鲁格曼三角原理，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实行固定汇率，必然使货币政策失效，加剧宏观经济风险。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东亚国家政府必须大量收购美元，这就导致本币成为一种被参透的货币，即大量的货币供给来源于外汇占款发行。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必然导致物价上涨恶化本国企业经营环境，其结果是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形成股市和房地产泡沫。80年后期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中国近几年的内外经济失衡都是出于同样的病因。
3．外需主导型经济在全球经济失衡中暴露出经济增长的脆弱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东亚与美国经济的失衡，也即东亚巨大的产能要靠美国的赤字消费来平衡。这导致东亚国家对美国的高度依赖，以致亚洲的经济周期与美国趋于同步化，美国经济的任何变化都会迅速地传导到大多数亚洲国家。在本次危机发生之前，美国经济周期波动主要通过商品渠道与货币渠道传递到亚洲国家。这次金融危机不仅增加了传递渠道，而且传递过程中的冲击力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首先是金融渠道的冲击，即由美国资产价格的持续下跌而导致亚洲海外资产的严重缩水和国内资产价格暴跌。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2008年全球金融资产缩水50万亿美元，其中亚洲资本损失达9.6万亿美元，超过其一年的GDP。其次是货币渠道的冲击，即美元的持续降息和贬值造成的亚洲国家货币被迫升值的冲击。有些国家为保持出口竞争力而维持币值稳定和使本币贬值只能是权益之计，否则由此引发的“货币战”将给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压力。第三，商品渠道的冲击，即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消费低迷、贸易保护对亚洲商品需求的骤降，造成东亚地区的企业破产、失业增加与经济萎缩。根据IMF测算：美国GDP增长率每波动1个百分点，对新加坡、日本、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分别约为1个、0.3个、0.1个和0.6-0.9个百分点。其实，实际冲击要比预测的更为严重。以2008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第一季度美国与东亚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率变化为例：2008年第四季度美国为-6.1%，欧盟为-5.9%，而日本是-12.1%，新加坡是-16.2%，韩国是-20.6%，中国的统计数据是6.8%。2009年第一季度美国为-5.4%，而日本是-13.4%，中国是6.1%。外部环境的巨变对东亚经济造成了普遍性伤害，久失平衡的“东亚发展模式”正遭遇巨大挑战。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发展模式的转型
20世纪日本经济经过50～60年代的高速发展，70年代对外贸易出现急风暴雨式的扩张，80年代初期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迅速扩大，特别是汽车大量出口美国，对美国市场造成强烈冲击，美日之间爆发了剧烈的贸易摩擦。1985年9月，日本与西方五国财长签定了《广场协议》，日圆被迫大幅度升值，同时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被迫进行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经济结构调整。在随后的两年里日圆兑美元由250：1升值为120：1。这时日本GDP接近美国的60%，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日本经济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达到“鼎盛时期”，日本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完成了赶超使命。日本学者速水佑次朗教授认为：赶超目标实现，该模式的积极作用就不存在了。
实际上，日本从1973年起，因国际能源危机、与美国、欧盟和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摩擦加剧、日圆升值，日本经济就开始痛苦的调整过程。直到1985年被迫签定“广场协议”，日本终于认识到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将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内需主导型经济，走国内外协调发展的道路。这种认识集中反映在前后两个“前川报告”中（1985年10月和1987年4月）。前川报告为日本经济转型提出两个目标：第一，使日本经济结构与世界经济相协调，纠正对外不平衡；第二，将日本经济转变为国内需求主导型经济，从质量方面提升国民生活水平。1988年制订的《与世界共生的日本——经济运行5年计划》决定：（1）改革行政、财政、金融体制。缓和规制，全面引入市场竞争，推动金融自由化。（2）推动经济结构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3）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型。（4）促进产业结构向信息化、服务化和轻薄短小化转移。日本为了应对日圆升值和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加快调整经济结构，一方面将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向依靠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另一方面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70年代是亚洲四小龙，80年代是东南亚和中国大陆。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亚洲四小龙也效法日本的做法，在经济上顺应自由化与国际化趋势，开始调整经济结构，重点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先进制造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国家。在政治上则顺应民主化潮流，实现政治民主化转型。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抓住机会，大力发展这些被日本和亚洲四小转移出来的出口产业。这种产业结构的连锁转换，促进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及整体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