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在今年新年贺词当中他又强调说，今年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锦涛同志再次发出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的号召。
我今天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30年改革开放的回顾，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二是关于解放思想和体制创新的五点建议。
一、关于30年改革开放的回顾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起了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篇章，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那么改革开放的背景是什么呢？
从国内来看，一个是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理论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比如说按劳分配的理论讨论，澄清了“四人帮”所制造的谬论。“四人帮”谬论认为，按劳分配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限制按劳分配、批判资产阶级权力的斗争是决定社会主义前途成败的关键、生死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是继续革命还是停留不前，甚至于反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
另外，强调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再批判。针对邓小平同志1975年进行整顿时抓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四人帮”是怎么批判的呢？说唯生产力论就是埋头搞生产、搞建设，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革命，因此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这样造成了思想领域里极度的混乱。思想理论界所展开的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再批判，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澄清了思想上的混乱，从而直接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阐明了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更大规模的争论是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引起的。这篇文章是在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在南京大学胡福明和中央党校孙长江所写的两篇同样题目的文章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形成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是在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上发表的，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全文发表，新华社当天就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予以全文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这在当时沉闷的空气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围绕这篇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5月17日，一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领导指责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这给当时耀邦同志很大的压力。1978年7月21日，小平同志找当时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同志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小平同志找耀邦同志谈话，小平同志说，我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我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现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1978年12月13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度评价了这场大讨论，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讨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了，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于真理与标准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个讨论端正了思想路线。
第二个背景是平反了冤假错案，端正了组织路线。1978年11月10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耀邦同志为会议准备了平反干部冤假错案的材料。大量干部的解放为改革开放做了组织准备。
第三个背景是经济上的“左”倾使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停顿状态。拿农业来说，当时安徽省第一书记万里同志说，不肃清“左”的问题，农业永远不能翻身。万里同志说：“我刚到安徽的那一年，全省28万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够维持温饱，65%的生产队人均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了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发愁呢？”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是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是安徽省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300多万人。他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这就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实况。
刚才讲的是从内部来看的背景，一个是思想路线的端正，一个是组织路线的端正，一个是认识极“左”的危害。从外部环境来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不论从国内情况来看，还是从外部环境来看，我们都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现在最大的政治就是把经济搞上去。”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的第一个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言书。这是江泽民同志对小平同志这篇文章的评价。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名彪史册。
今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奥运会，一个是改革开放30周年。锦涛同志说，一定要隆重庆祝。那么怎么样隆重庆祝呢？我建议要搞“五个一”工程。一是开个高层次的庆祝大会，由党中央、国务院来开这个大会，建议总书记作一个报告。第二，开一个高层次的理论研讨会，当然这个理论研讨会不仅是北京可以开，各地也可以开。第三，搞个大型展览会，展示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将来搞展览会，恐怕各个省市都要来布置这个展览会，展示各个省市区改革开放的成就。第四，要有一套或几套丛书，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第五，要有一部能够反映改革开放的电影或者电视片。2007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搞了一个反映三农的电视片，后来我写信给温总理请他给题名，温总理写了“倾注三农”四个大字，以表示对三农的关怀。我建议，通过这“五个一”工程来隆重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
（二）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呢？解放思想冲破了“左”的干扰，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1984年农业生产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增产达到4070亿斤，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过去搞计划经济，农民没有积极性，农民的劳动跟自己的收入没有关系，所以农民说，插秧一行是七棵，前面六棵不知道给谁插的，最后这一棵才是给自己插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解决了这个问题，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产品丰收了，要有市场、要有销售渠道，同时也要求交换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就迫切要求城市改革。但是城市呢，还是原来的那套体制模式，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有以下几个弊病：
第一个弊病是，政企不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失去了自主权，结果宏观经济决策没搞好，微观经济活动又管得死，严重压抑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第二个弊病是，条块分割。把完整的国民经济分割为众多的部门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造成了部门壁垒、地区封锁，限制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影响了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使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合理地发挥。我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变压器厂，旁边一个是冶炼厂，变压器厂由机械工业部管，冶炼厂由冶金部管，结果变压器厂需要的铜从云南等地大批量运来，而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企业不能横向联系，造成了大量的物质和时间上的浪费。部门之间缺乏联系，扯皮很多，“九龙”治水，碰到权力抓住不放，碰到责任都推掉，这种权利最大化、责任最小化的弊病必须克服。
第三个弊病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主要不是商品生产、价格规律和市场在起作用，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第四个弊病是，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很严重。分配没有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干好干坏一个样，形成了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地压抑了企业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以上弊端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在这个阶段，也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干扰，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曾经在一封信里批判了经济学家关于利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他说，这些主张“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势必“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82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判了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观点，说这些观点是否定计划经济。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在党报上对“减少指令性计划、增加指导性计划”的看法，开展了有组织的批判，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还把商品经济、指导性计划作为精神污染来清除，可见这一年思想理论界很紧张，理论上很混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接近六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认真总结了经验，1984年10月20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决定》中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益、灵活经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原来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邓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做‘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这一论断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实早期在理论界是争议比较多的。人们对于原来计划经济的弊病早有认识，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却不清楚。当时计划经济是“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又乱，一乱又统”的恶性循环。只是在你管、我管上做文章。我在1956年就提出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后来在《人民日报》1956年12月6日第二版上发表了，当时认为这种体制不行，造成了官僚主义，限制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计划经济部门怎么管理呢？一个是靠开会，一个是发文件，那时已经“跑部前进”了，企业缺电要找部里；缺煤了，没有任务了，要找部里；没有人了，也要找部里。因为企业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部门管理下的车间。当时认识到这种体制是不行的，但是不知道改革的方向。当时人们的思想当中，认为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这有其历史原因。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是相互排斥的。列宁起初也坚持这个观点，后来遇到了困难，他就实行了包含商品经济内容的“新经济政策”，但只是作为暂时的政策，没有在理论上加以说明。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不正确的认识，特别是1957年以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处于僵化状态，有的地方甚至在理论上出现倒退，把商品经济完全归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所以在实践当中，限制、扼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要进行这样的改革，首先必须在理论上突破，理论上怎么突破呢？要解放思想。我记得当时首先提出商品经济理论的是广东一位叫卓炯的经济学家。1979年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规律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商品经济的意见，还有国务院财委改革小组也提出类似的意见。这些见解没有被中央采纳，没有进入到中央的决策，但是这些意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